《基督徒是否可以逃离致死的瘟疫》之引言 | 马丁·路德

1527年,由马尔堡的汉斯·路夫特(Hans Lufft)出版的《基督徒是否可以逃离致死的瘟疫》

英译本引言

自1347年到1350年,黑死病(鼠疫)席卷了中国或印度及至克里米亚地区,接着横扫整个欧洲乃至冰岛,以至于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因此死于非命。这种惨痛的经历给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生活、人生观、艺术、文学、民间风俗乃至各种迷信都留下了深刻的情感印记。十五世纪有四次大瘟疫席卷德国,十六世纪又发生了几次。

众所周知,鼠疫是由受感染的老鼠和其他害虫传播的。它可以由跳蚤传染给人类,或者通过皮肤上割伤和擦伤的伤口,甚至(正如路德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所推测的)当病人咳出病菌后,通过呼吸被污染的空气感染,并且接触病人的衣物和排泄物也能感染。这种病潜伏期很短,临床表征为发热并伴有脉搏加快,有时伴有间歇性谵妄、语言障碍和意识丧失。第二天,会在脖子上、腿上或腋窝处出现鸡蛋大小的疖子。如果疖子穿透淋巴腺,就会感染血液,在三到四天内导致死亡。如果病菌进入血液并在那里繁殖,一个表面上健康的人可能会在一瞬间死亡。在疫情最严重时,死亡率可达30%至90%,甚至更高。

1527年8月2日,这场可怕的瘟疫袭击了维滕堡(Wittenberg)。由于担心路德和大学其他教授的安全,选侯约翰于8月10日命令路德前往耶拿(Jena)。五天后,维滕堡大学搬到了耶拿,然后又搬到了维滕堡附近的施利本(Schlieben),并在那里一直住到第二年的四月。路德对选侯的命令和朋友们的劝说无动于衷,他和布根哈根(Bugenhagen)[1]一起留下来牧养和照顾病人和受惊吓的人。到8月19日,已有18人死亡;市长的妻子蒂洛·迪内(Tilo Dene)几乎是路德的怀里死的;他自己的妻子已怀有身孕,家里也有两位女性生病了;他的小儿子汉斯(Hans)三天不吃东西;执事乔治·罗勒(George Rörer)[2] 的妻子也怀孕了,但她染病后,失去了孩子和生命。之后,布根哈根和他的家人搬到路德家,互相鼓励。在给阿姆斯多夫(Amsdorf)[3] 的信中,路德谈到了他的灵性危机(Anfechtungen)和他家里的医院,“我必须说外面有争战,里面有恐惧,还有更加心惊胆战;基督乃是在惩罚我们。唯一令人安慰的是,我们可以用上帝的道来抵挡撒但的忿怒,而这道是我们所拥有的,也是拯救灵魂的,即使撒旦要吞吃我们的身体。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和众弟兄,请为我们祷告,好叫我们在主大能的手中或生或死都能勇敢地忍耐到底,胜过撒但的权能和诡诈。阿们。在教皇诏书被践踏十周年的万圣节于维滕堡,我们彼此都互得安慰,为此我们干一杯,以兹纪念。”[4] 到11月底,瘟疫明显消退,到12月,路德的妻子顺利地产下她的孩子,伊丽莎白。

1527年8月10日,鼠疫也出现在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,并持续到当年的11月19日。这个城市的神职人员提出了一个问题,一个基督徒是否应该逃离这种致命的危险。通过西莱西亚公认的宗教改革领袖约翰·赫斯(Johann Hess)[5],他们写信给路德征求他的意见,当第一封信没有得到答复时,他们又写了一封信。路德不想立即回答,部分原因是他在7月6日遭受了疾病和严重的阶段性的属灵低潮。7月底,他的回信开始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。笔迹和所用纸张的变化(原始的印刷手稿被保留了下来)表明书写被中断了两次。与此同时,瘟疫袭击了维滕堡,路德周围的人听到了9月初莱比锡的多明我会修士对维滕堡人逃离瘟疫的行为冷嘲热讽。这些事件促使路德写完这封信,这封信不迟于十一月上旬完成。

在这封给赫斯的公开信中,路德宣称,基督教的牧师,就像一个好牧人,而不是一个雇工,被基督命令即使面临死亡的危险也要留下来,因为在死亡的时刻,他需要安慰和坚固羊群的需要。同样,城市的官员和所有对邻舍负有责任的人们也不能私自逃离。仆人若不得主人的允许,就不可逃跑;甚至邻舍之间若没有他人替他看顾病患,也不可逃跑。如果一个人对他的邻居没有这样的义务约束,那么他可以选择逃离,但不能把自己暴露在传染源中来试探上帝。路德接着建议建立公立医院,而不是使用私人家庭来满足医护需求。他为那些因不得不看护病人而感到恐惧的人赞赏有加,并解释到这种感觉不过是魔鬼的一种武器,许多以爱和奉献精神来看护病人的人们都能免受瘟疫的侵袭。但是一旦他们被压垮了,上帝将会亲自成为他们的护士和医生。另一方面,他警告那些过于大胆的人,他们蔑视常见的预防措施,从而试探那创造了药物,又赐给我们智慧来照顾我们肉身健康的上帝。此外,这种不顾后果的行为会危及与自己有接触的其他人。路德告诫说,要使用对你有帮互助药物,对房子、院子和街道进行熏蒸消毒,避免与病人和他们的房子进行不必要的接触。他警告那些据说在生病时,出于恶意故意传播疾病的人,应该被逮捕和处决。路德认为,另一种对付鼠疫的方法是在城外建立安静的、有良好维护的墓地,以避免污染这个拥挤的城镇。他敦促在生病时要及时通知牧师,而不是等到病人失去意识,那就为时已晚了。此外,应当如路德在维滕堡所做的那样,在圣道事工的指导下进行日常服侍。在扩大自己观点的同时,路德小心翼翼地不让他的朋友们承担个人责任,而是鉴于他们对上帝的责任做出自己的决定。

这本十四页的小册子由汉斯·路夫特(Hans Lufft)于1527年出版,并随后再版19次。它流传甚广,尤其是在瘟疫流行的时期。西奥多·G·泰珀特(Theodore G. Tappert)将这封公开信的大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,发表于1955年的《路德:属灵劝慰书信》(Luther: Letters of Spiritual Counsel),第230-244页。下面的翻译是基于原文的印刷文本,《基督徒是否该逃离致命的疫情》(Ob man vor dem Sterben fliehen möge),见于《路德全集》魏玛版(WA,Weimarer Lutherausgabe)23卷,(323) 339–379。

注释:

[1] 约翰内斯·布根哈根 (Johannes Bugenhagen,1485-1558),也被路德称为波美拉尼亚博士,在16世纪向波美拉尼亚公国和丹麦引进了宗教改革。他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在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建立信义宗教会。他也被称为“北方的第二使徒”。1520年,布根哈根读了路德的《教会被掳于巴比伦》之序言,这是他首度接触路德著作。起初他对路德并无好感,但随着深入研读后,转变成为宗教改革的支持者,并移居至维滕堡。——译者注

[2] 乔治·罗勒(George Rörer,1492-1557),1511年开始在莱比锡大学学习,1520年获得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。从1522年起,他继续在维滕堡大学学习,在那里他遇到了马丁·路德、菲利普·墨兰顿和约翰内斯·布根哈根,是路德最亲密的学生。1525-1537年,他在维滕堡城镇教堂担任执事。他协助马丁·路德将《圣经》(1522-1545)翻译成德语。他还担任路德的秘书。1537年之后,开始从事路德著作的出版工作。——译者注

[3] 尼古拉斯·冯·阿姆斯多夫(Nicolaus von Amsdorf,1483-1565),生于托尔高(Torgau),先后在莱比锡(Leipzig)和维滕堡(Wittenberg)受教育,并且于1502年成为首批获准进入甫成立之维滕堡大学的就读者。他以极快之速度获得多项学术荣誉,并于1511年成为神学教授。他原本是旧派经院神学的杰出代表者,但在路德的影响下,他基于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而放弃其亚里士多德哲学之立场。终其一生,他一直是路德最关键性的拥护者之一。他陪同路德参与莱比锡论辩(1519)和沃木斯国会(Diet of Worms, 1521),并且当路德匿藏于瓦特堡(Wartburg)期间,他是少数知情者。——译者注

[4] 这段引自:朱利叶斯·科斯汀(Julius Köstlin)所编辑的,马丁·路德(Martin Luther),《他的生活与写作》(Sein Leben und Seine Schriften第五版,1903年,柏林),第二卷,第174页。也参见西奥多·G·塔珀特的译本,《路德:属灵劝慰书信(《基督教经典合辑》,第18卷[费城:威斯敏斯特出版社,1955]),228-229页,244-246页。

[5] 约翰·赫斯(Johann Hess,1490-1547),出生于纽伦堡。他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维滕堡大学学习法学和人文学科。1513年,他被派往尼斯(Neisse )担任布雷斯劳(Breslau)主教约翰内斯·v·瑟佐的秘书。他在维滕堡成了路德的跟随者,并且一直与新教的改革家保持密切来往。1519年9月9日,他从意大利费拉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,1520年3月24日,他在罗马被任命为执事。1523年,他受到布雷斯劳市议会的压力,成为圣玛利亚·马格达莱纳教堂的牧师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他慢慢地在布雷斯劳教导新教教义。

留下评论